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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是是非非与周诚先生商榷-【新闻】空竹属

发布时间:2021-04-20 13:37:29 阅读: 来源:离心泵厂家

谈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是是非非──与周诚先生商榷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诚先生于2003年3月25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是是非非》的文章。该文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观点值得商榷。 一、关于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 周诚先生认为,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下,“每个农民拥有一份平等的土地使用权。┅┅当农民因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土地被国家征用而丧失土地承包权时,有权要求国家给予足够的安置补助费(当失去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由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或农村集体经济统一安置时,则安置补助费主要由安置者统一掌握)。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国家取得的土地补偿费,自然是归作为农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计入公积金,而不应当平均分配给集体经济的全体成员或失去承包土地的农民。”[1] 周诚先生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仅仅看作是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一种劳动关系,这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2003年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以不可剥夺的土地承包权[2],详细地规定了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的原则和程序,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继承,从而加大了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力度。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党的农村政策进一步法制化,强化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物权。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罗伊·普罗斯特曼经过精密测算,得出以下结论:按照不同的贴现率,农民30年土地承包权的净现值相当于全部土地价值的75%─95%。因此,土地承包人应得到土地补偿费用的75%─95%,而土地所有者只能得到土地补偿费用的5%─25%。 二、关于国家征用农地的权利问题 周诚先生指出,国家所拥有的土地征用权,是基于土地的重要性和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如果说农地所有者的土地财产权是不完整的,那么,国家的土地征用权是否不受限制呢?现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强调,“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可见,政府只有为公益项目供地时才能动用征地权,不能为经营性、盈利性项目(如工矿、房地产、商业等)征用农民的土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从严界定“公共利益”的外延,即政府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可以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国家投资的各类重点建设项目及直接满足公共需要并列入国家计划的集资建设项目(例如水利建设项目);能源、交通、供电、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和其他市政建设项目;国防事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社会公益事业;各级党政机关用地。[3] 三、关于农地转非的价格问题 周诚先生认为,“国家征用农地按农地价格予以补偿,是天经地义的,公平合理的,根本不存在剥削农民的问题。”[4]因为,“土地的这种增值(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之后身价百倍),是一种用途变换性增殖,其投资来源于国家和整个社会。”[5]而且,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征地补偿费的计算方法是科学的,因为“土地的购买价格,是按年收益若干倍来计算的,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这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6] 周诚先生的的这种观点,专家学者附合者众矣,在党政官员中间亦有广大市场;但笔者不敢苟同周诚先生的高论。在土地二级市场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会产生价值增殖,从根本上讲,这些增殖也是国家或社会投资形成的。按照周诚先生的看法,国家是否应当取消土地二级市场而代之以国家征用呢?不妨再举一例:政府花费大量教育经费将一名只能获得“生存工资”的懵懂放牛娃培养成才高八斗、年薪百万的工科博士。兹令该博士只可重操“放牛”旧业而不许从事尖端科研,那么他还能得到百万年薪吗?现在政府解除禁令,允许该博士从事尖端科研,是不是应将这百万年薪征为国有,而补偿他以“生存工资”呢?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是,百万年薪归博士所有,国家向他征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结果博士与国家皆大欢喜。事实上,人力资本与土地本质上都是生产要素,因此,对待博士的办法同样适应于土地,即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增殖归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国家可向其征收土地增殖税。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土地作为一种资产,其价格是由它在未来所能带来的预期收入流所决定的。现阶段政府之所以可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是因为政府基于农村土地的“外部性”而对其实施了用途管制。如果没有这种管制,农民可将自己的土地配置到收入流最高的用途,农村土地价格亦将随之飚升。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只是“农地价格”,即农民放弃农村土地的“机会成本”,不是农村土地的真实价格。可见,为了公共利益,农民是作出了很大牺牲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给予所有人以公平的市场机会,而不能要求“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等价交换”的基本游戏规则就会遭到破坏,市场经济就会扭曲变形。 笔者认为,确立“土地发展权”概念、赋予农民以农村土地发展权是当务之急。土地发展权是基于土地的所有权,从使用权和收益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权,是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通过改变土地现有用途而获取额外收益的权利。农村土地发展权也是农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欲维护农民的利益,使当前盛行的“圈地之风”得到有效治理,就应坚决排除******“分利集团”[7]的干扰,将农村土地发展权赋予农民。为此,政府应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被征地农民以补偿,不仅要补偿农民放弃农地的机会成本,还要向农民购买土地发展权。在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应允许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政府可对土地发展权收益征收土地增值税,以理顺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注释:[1][4][5]均引自周文。[2]详见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3]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严格规范土地征用程序,完善现有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中国网,2003年3月14日。[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3页。[7] 奥尔森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会逐渐出现愈来愈多的利益集团。导致国家兴衰的要素,关键在于所谓的“分利集团”,即由一批希望采取集体行动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组织。分利集团的频繁活动会降低社会效率,造成经济停滞。作者简介:杜业明(1977-),山东诸城人,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20余篇。现供职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通信地址(邮编):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32号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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